在一场山崩事故中，五名探险者被困在山洞内，他们缺少食物，即将饿死。

为了活命，他们做出了一个集体决定：

抽签选出一人，杀死他，其余四人食用他的血肉，以便撑到救援到来的那一天。

十天后，活下来的四个人被成功救出。

他们坦白了在山洞里的所作所为，并接受了法庭的审判。

如果你是法官，你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法官们是这么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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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法学家富勒在1949年提出的虚拟案件，被称为“洞穴奇案”。他和另一位法学家萨伯一起，构想出了14位法学观不同的虚拟法官，并写出了14份不同的判决书。

2号法官：自然法学派

其中2号法官福斯是自然法学派的支持者。他认为，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法律条文已不再适用，应当用最朴素的善恶观来作出判决。为了不被饿死，吃人是他们唯一能活下去的选择，合情合理。因此，这四人【无罪】。

自然法学既是一套法理学说，也是一套道德理论。

在自然法学派看来，最高级的法律就是存在于人们心中、代表绝对正义的自然法。

法律要符合人性对正义的天然判断，就如同古巴比伦国王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如果一个人做的事情是正义的，那么哪怕违背了法律条文，他也不应该受到惩罚。这种观点符合多数人对于法律的理解。

可惜现实并非总是黑白分明。而且，如果不能严格按照法律判决，那法律的意义何在呢？

4号法官：分析实证法学派

4号法官基恩与2号法官的意见针锋相对，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法官的判决都不应该受个人的道德观念影响。法律的意义就在于被严格遵守，既然法典上规定了故意杀人者有罪，那么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应判处四人【有罪】。

4号法官是分析实证法学的支持者。在分析实证法学派看来，所谓的绝对正义并不存在，法律只是一套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已，应当与道德分离。

法官的任务，是严格遵循司法程序，根据法律条文作出判决。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某条法律本身并不道德，也同样具备绝对的效力。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约翰·奥斯汀将这种观点概括为“恶法亦法”，形象地说明了法律的绝对权威性。

分析实证法学摒弃了道德观念，追求绝对的程序正义，这让司法实践变得条理化、高效化，确保了法律的尊严。

但与此同时，它也让法律变得不近人情、刻板机械。

比如在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哪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犯，但司法机关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坚持“疑罪从无”的法治理念，最终判决辛普森无罪释放，这也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13号法官：社会法学派

13号法官塔利的思路与前两位都不同。他从功利实用的角度出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一个行为的结果好坏。在“洞穴奇案”中，一命换四命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从整体角度看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因此他们【无罪】。

13号法官是社会法学派的支持者。在他看来，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目的在于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能只考虑个案正义，而是要考虑判决结果对于社会整体，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案件的影响。

举个例子，如果法官遵循民众观念，把所有强奸犯都判以死刑，那就可能让之后的罪犯们更加丧心病狂、不计后果地对受害人下死手，将强奸案升级为杀人案。

所以在社会法学派看来，遵循“谦抑原则”，用尽可能少的量刑换取最好的惩罚效果，往往是性价比最高的做法。而严苛的法律则未必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

这一观点也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行了一场“严厉革命”，政府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实行严刑峻法，希望借此降低犯罪率。但结果是，犯罪率不仅没降，犯人住进监狱的比例反倒飙升至世界第一。

社会法学派在考量整体利益时，也难免在个案层面有失公道。当一个十恶不赦的犯人因自首而获轻刑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心有不甘。

现代法律体系

自然法学、分析实证法学和社会法学，作为最主流的三种法学流派，他们各有侧重，又互有矛盾，几乎所有成型的法律和司法原则，都是由他们交汇融合而产生的。

顺应“应报原则”和“功利主义”等思想，现代法律体系延伸出了许多理论，量刑不再只是为了报复犯人，还需要承担更多的隐性功能，力图达成道德正义、法律程序、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最优解。

但无论如何，就如同“洞穴奇案”一样，终审判决只能有一个，它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当然了，法律本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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