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被害人A（女）经朋友介绍与B（男）认识。一天晚上，A、B与几个朋友相约聚餐，吃饭期间大家都喝了很多酒。聚餐结束后，A等几人到B家继续饮酒，在此过程中，除A外，其他人陆续离开B家。据A称，她于第二天早上酒醒后逃离B家。

事发后第四天，A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被B强奸，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自己录制的与“B”的两段手机通话录音（未能提供相关DNA证据材料）。

A称两段通话录音是她在逃离B家后（案发后第二天），在好友的见证下，使用自己的手机拨通B的手机号码，录下了自己跟“B”协商赔偿的谈话过程。由于在两段录音文件中被录音人均谈及涉嫌强奸及可以协商赔偿等事宜，因此，该两段录音成为重要的犯罪证据。然而，在后续讯问过程中，B先是承认与A发生过关系，但不承认存在强奸行为，后又以醉酒记不清为由，否认与A发生过关系。

为证明犯罪事实，侦查人员委托鉴定机构对两段录音中被录音人的检材语音与B的样本语音进行同一性鉴定。

依照声纹鉴定的行业标准要求，鉴定人对检材和样本的语音特征进行仔细听辨、视图比较、测量分析和综合评断，认定两段检材录音中的被录音人均不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B。一方面，被害人的好友能够证实A打电话过程的真实性，同时犯罪嫌疑人B还曾承认过部分犯罪事实，而另一方面，鉴定意见却给出了否定结论。办案一度陷入僵局。

面对这种情况，鉴定人建议侦查人员向被害人收集更多的涉案录音，同时采集案发当晚曾到过B家的其他男性说话人的语音。经进一步工作，侦查人员又收集到另外一段涉案录音（时间属性显示是案发后第三天），同时还录制了B的朋友C（男）的语音样本。

补充鉴定后发现，第一次送检的两段录音均是C所说，第二次送检的第三段录音中的被录音人才是B。后续调查发现：案发当晚，A和C等四人到B家后继续饮酒约一小时。当C离开B家时，误将B的手机带走；第二天，A给“B”打电话时，实际接电话的是C；当C用B的手机接听了A的两个电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把手机给B送还回去；第三天，当A再给B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才是B。

在案件侦查及司法鉴定过程中，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手机所有人一定就是案件录音中的通话人。

2016年，在一起民事纠纷案件中，原告张三提交了一段现场录音证据，据此要求被告李四返还一套房产的所有权。由于该案检材录音的形成方式及现有状态特殊，同时被告认为检材录音经过后期剪辑处理，要求排除此录音证据，因此，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检材录音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鉴定。

原告声称检材录音的形成过程是：2015年某月某日，在办公室与被告的谈话过程中，原告打开手机中事先安装好的某存证APP，使用该APP的录音存证功能对谈话过程进行录音，录音完成后，将检材录音上传至该APP的云端备存；之后检材手机出现故障，原告曾将手机拿至维修店维修，在维修过程中，检材手机被格式化处理（恢复出厂设置），导致包括检材录音在内的很多原始资料均被清空；现有检材录音是原告重新安装APP后从云端下载到检材手机中的复制件版本。

针对该案特殊情况，结合当事人的陈述，鉴定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模拟实验，通过实验对检材录音的时间属性、存储路径、哈希值等特点进行系统验证，对检材录音、实验样本录音进行全面的文件属性及元数据检验、听觉检验和声谱分析（科学地解释了被告非常关注的检材录音显示的修改时间与声称的录制时间不符的异常情况），最后经综合评断认为未发现检材录音经过剪辑处理。在本案中，尽管检材手机被格式化处理，手机中的录音原件被清除，但据此鉴定意见，法院依然认定录音证据的法律效力，并最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